明清时期统治者对待商业采取的措施

明清时期统治者对待商业采取的措施
明清时期统治者对待商业采取的措施

明清时期统治者对待商业采取的措施
明朝商品经济的繁荣
　　自明朝中期起,商品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进入了继西汉、宋朝之后的第三个高峰.除明清之际因战乱一度受到破坏外,这一高峰基本上持续到了清朝.如上文所述,由于农民多种经营现象的推广,很多地方的农业染上了商业色彩,农产品主要面向市场而并非自己消费,同时粮食商品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全国各地区的商业联系,也引起了明代黑漆嵌螺钿山水人物图盘明代白玉螭龙杯农业各部门及其与手工业相关部门之间的连锁反应和相互依赖.许多重要商品的贸易,已不再局限于地方局部范围内的狭小市场,而是被长途贩运到很远的地方销售,乃至行销全国.奢侈品在商品总量中仍占一定比例,但人民日常生活用品仍然占据了市场流通总额的大部分,尤以粮食、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盐、茶七类物品为商品中的大宗.
　　在国内贸易发展的基础上,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强烈.明朝中期,有关禁海、开海的斗争由地方达到中央,私人海外贸易与倭寇合流,成为影响沿海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这种情况为前所未有.隆庆年间开放海禁之后,大批中国商品以东南亚为跳板流入欧洲和美洲,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影响了欧洲工业技术的革新,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做出了贡献.与海外贸易的发展相联系,白银货币化成为明朝后期乃至清朝引人瞩目的现象.明初以铜钱、纸钞为法定货币,白银在禁止流通之列.但纸钞因政府未能控制投放量而导致信用下降,渐至名存实亡,铜钱则因币材缺乏,铸币量难以满足流通的需要.明朝中期,朝廷被迫弛用银之禁,而通过海外贸易大量流入中国的白银恰好弥补了国内银矿不足的缺陷.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即规定赋税折银征收,说明民间使用白银已比较普遍.大额交易通用白银,政府财政也以白银为计算单位.白银作为货币,具有不变质、易分割、价值高等优点,其货币化本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商业资本日益膨胀的趋势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人集团,其中尤以南方的徽商和北方的西商最为著名.徽商出于安徽南部的徽州府（治今安徽歙县）,其地属山区,人多而耕地少,居民遂多出外经营工商业谋生.当地物产丰富,木器、漆器、茶、文具之类特产都驰名全国,为商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物质条件.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苏、浙邻近徽州,交通便利,成为其绝好的商业市场.在上述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徽商实力勃兴,明代钱币长江中下游地区至有“无徽不成镇”之谚.部分徽商还把经营方向发展到海外,嘉靖倭患的著名首领许栋、王直、徐海等都是徽商出身.久之经商成为徽州普遍的风气,“其俗男子受室后,尊者即督令行贾,无赢折皆不得速归,久者数十年,近亦逾纪”（见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13《王彦孝妻金氏墓碣》）.他们的商业活动以贩盐为主,亦兼营粮、棉、丝、茶等多种贸易,很多人通过与官府的合作演变为豪富特权商人.西商主要是指山西和陕西商人,他们在明朝通过经营边防军需物资起家,积累了大量资本,势力经久不衰.此外其他地方还有很多较小规模的商人集团,其经商活动大都带有地域性、宗族性的共同特点.
　　宋朝时开始出现的地方性镇市、集市（草市）,在明中叶以后有了更大的发展,几乎遍及全国,对各地自然经济起到了一定的调剂作用.一部分地理位置较好的镇市,明代都市绸缎店人口逐渐聚集,越来越多地吸引外地商业资本,逐渐发展为专业性市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地区工商业中心的性质.这类市镇以江南地区最为普遍,如以棉织业为主的松江朱泾镇、以丝织业为主的苏州盛泽镇、湖州南浔镇,都是人烟繁庶,名闻全国.到明朝末年,四所规模巨大的专业性市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合称“天下四大镇”,俨然已成为新兴的商业城市.它们与作为州县治所的传统城市不同,行政级别低下,机构设置简单,完全是因为经济发展而崛起的工商业中心.即使是传统的政治型城市,如北京、南京、杭州、广州之类,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其本身的经济职能也在明显强化.由城市到市镇,再到星罗棋布的乡村集市,构成了一个个较大的地区贸易网络.
　　与商品经济的繁荣相联系,明朝中叶以下的社会风气也出现了显著变化.在明朝后期一些人看来,嘉靖前后明显是两个不同的时代.成书于神宗万历时期的《歙志风土论》在这方面的论述颇具代表性.其中赞誉明孝宗弘治年间“家居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为“一时之三代”.至武宗正德末、世宗嘉靖初“则稍异矣,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赀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至嘉靖末、穆宗隆庆初“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到万历时“则迥异矣,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9册《凤宁徽备录》）.这一类对明朝后期百年之间社会风气变化的叙述,在其他一些地区的方志里也颇不乏见.归纳而言,变化主要表现在农业人口“弃本逐末”,工商业竞争激烈,金钱崇拜和追求奢侈高消费之风盛行,逾越礼制现象日趋普遍,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受到猛烈冲击等方面.这些变化趋势清朝前期在政府干预下一度有所遏制,但社会风气毕竟已不能回到明朝前期的“三代”阶段.相反只要政府控制稍有放松,这些趋向即有继续发展的态势.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中期以下商品经济的发展,的确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康乾盛世的工业
棉桑等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2.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满清皇帝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多次表示“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
先看古人的记载:
明末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在康熙四十年的盛世是这样概括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
(根据日本学者研究,康熙中期是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时期,从此以后在人口压力下,中国的人均GDP开始一路下滑)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
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乾隆朝诗人魏来朋的《鬻子行》写道：
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 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 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 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
再看看西人的回忆
明末西方传教士还在赞扬中国物产极为丰富,物质生产能力远胜欧洲,声称"大明人"是"衣饰华美,风度翩翩".而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乾隆时期的出使日记中却说：
“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10]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四章第一节.〕在马戛尔尼眼中的康乾盛世是这样的..."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善褴褛甚至裸体","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
下面是一些有良知的历史学家的记载
山西产好铁,满清就向山西的冶铁户征铁,所征之数不断增加.雍正时征2.5万斤,乾隆时增加到5万斤,嘉庆时又增加到20万斤.征铁给的铁价、脚费不到市价的1/6,近于掠夺!潞安府是当时北方最大的丝织业中心,潞绸精美,被满清列为贡品,每年派造的数量,大大超过机户的承受力.明朝盛时,潞安府有机织 1.3万多张,明朝派造3000匹.经过明末战乱,清代仅剩织机300张,居然还是派造3000匹,致使“机户支价赔累,荡产破家”,逃亡的不少,但满清朝廷并不因此放弃派造,直到机户完全逃光,潞绸在历史上消逝,才算停止.
松江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松江成为明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苏松财赋半天下”,苏州、松江两府的田赋位居全国榜首,其上缴中央的钱粮总额超过了浙江全省.当时松江的面积是苏州的十分之三,而赋税额却是苏州的一半,因此,在明代,松江的赋税额为全国最高.然而松江的棉纺织业到清代开始退步,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说：明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计,少亦以万计”,而到了清朝,“标客巨商罕至,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令："闻开矿之事,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悉不准行".对于不能封闭的冶铁厂,则抽十分之二的重税.到乾隆时,全国合法的铁矿厂只有九十三处了.
BTW1:第一个对康乾盛世提出质疑的人大概是鲁讯,他看了外国人的一些记载,怀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狱吹出来的.康乾盛世的工业总产量其实不及明末万历
大家都知道宋朝工商业极为发达,而明朝则有进一步发展,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康乾盛世”都远逊明代,具有历史上罕见的全面颓废崩溃之势.
所谓的“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很多的历史学家们将“康乾盛世”称为辉煌,是因为他们觉得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奇迹.他们认为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学术文化的集大成趋势是“康乾盛世”最显著的历史特征.
然而事实如何呢?如果把“康乾盛世”和三代以降号称盛世的其他各个时期相比较,就会发现,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它都远逊前代,具有历史上罕见的全面颓废崩溃之势.

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逐步开放